法律的归法律 道义的归道义
　　　　　　　　　　　　　　　　　杨涛
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涉嫌受贿一案，在今年3月10日二审开庭后，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中。据检察机关指控，余斌在任教育局长、副市长期间，先后9次收受贿赂共22.5万元。与大多数受贿案不同的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及其辩护人提出，从2002年开始，被告私自收受的大部分钱财已在案发前以单位名义用于帮助下岗工人过年、支援贫困乡镇水利建设等。一时间，“余斌将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于受贿”成了争议的焦点。（5月24日《东方新报》）。
将受贿或贪污所得用于公务、公益捐赠是否构成犯罪，在理论上根本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正是一些检察机关和法院将这些钱从犯罪中剔除的错误做法，才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因此，有必要正确厘定这一行为的性质。
首先，从犯罪构成来分析，以受贿罪为例，所谓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所以说，行为人一旦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了他人财物，就构成受贿既遂。至于行为人将其犯罪所得用于生活挥霍还是公务、公益捐赠，那是其对犯罪所得如何处置的问题，并不影响犯罪构成，至多反映其主观恶性的大小，可以在量刑上考虑是否从轻。
其次，如果这种受贿或贪污所得仅仅因为用于了公务或公益捐赠这种所谓“高尚”目的，可以不以犯罪论处的话，那等于在鼓励人们可以用非法的手段去达到所谓的“高尚”的目的，换句话说，为了达到实体正义，可以牺牲任何程序正义。那么，为了公益捐赠、扶贫，人们也可以去盗窃、诈骗和抢劫，某个人因为有不法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将其监禁甚至处死。如此一来，在一个“侠盗横行”的社会，根本就没有秩序和安全可言，也与现代法治社会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再次，如果将这种行为不认定为犯罪，将给贪官以可趁之机，使我们打击腐败异常艰难。任何犯罪都存在一定“黑数”，不能完全查清，对于贪污受贿这些往往是“一对一”的职务犯罪更是如此，能被查出的比其实际收受的数额通常要少得多。因此，贪官们可以时不时用贪污受贿所得用于公务或公益捐赠，一旦被查处就辩解说用在这些用途了，而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根本无法区分受贿所得那笔钱是否就是用于公务或公益捐赠那一笔，贪官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打击。当年，在一些地方风靡一时的“廉政帐户”，正因为也存在这种弊端，才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盗窃犯，仅仅因为他所偷的钱用于了扶贫，检察官就应当考虑不起诉他，法官就应当不判他的刑。那么，对于贪官这种同样性质的行为，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仁慈地要考虑不给他定罪呢？这是不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的官员身份，过多地考虑对其的法外开恩呢？那这是不是对其他没有官员身份的犯罪嫌疑人的一种身份歧视呢？不过，让我们记住，贪官也是人，是人就有性恶也有性善的一面，大贪官李真也经常在下乡时，自己掏钱给一些贫穷的农民呢？因此，他们非法收受财物，犯了罪，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他们发了善心，进行了公益捐赠，也表明了其在道义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法律的归法律，道义的归道义，两者泾渭分明，不可混作一谈。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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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侦查人员以庭审角色代入机制

商奇


　　反贪污贿赂侦查工作，其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取证、取哪些证。随着反贪队伍年轻化，一些反贪干警存在着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实战经验的弊病，面对取证工作往往无从下手，甚至取来的证据不能服务于案件认定，造成重复劳动。反贪侦查工作的目的，在于取得犯罪嫌疑人进行贪污贿赂活动的若干证据，并最终在庭审中用这些证据使法官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可以说，庭审时证据的运用，才是反贪侦查取证工作的“归宿”。庭审由公诉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组成控辩双方进行辩论，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必然存在着不同的逻辑路径，对证据的运用也存在很大差别。在侦查中，侦查人员要自觉延伸思路，在脑中积极进行庭审过程的“模拟预演”，将自己代入庭审中的公诉人、被告人等角色，站在他们的角度进行思考，并以之指导反贪侦查取证工作。

　　一、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必要性

　　反贪工作是一项群体工作。按照现有的机构组织框架，贪污贿赂案件最初由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部门进行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后交由公诉部门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这是一条完整的反贪工作路径。正因如此，反贪侦查人员不能够仅仅认为侦查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全部内容，而必须在工作中积极拓宽眼光，拉长工作思路，将其后的庭审工作要求也放到自己的侦查计划中作整体考量。事实也证明，仅仅为了侦查而侦查往往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结果不是面对繁芜复杂的证据而无从下手、茫然无措，就是千辛万苦所获取的证据根本不能有效应用于庭审，造成工作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

　　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是我们反贪工作的目的，而通过庭审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判决是衡量我们工作是否成功的一个标杆，是我们实现上述工作目的的途径。庭审的关键在于证据的对抗，反贪侦查人员必须在侦查中，就考虑到庭审时对证据的运用。这种考虑既要全面，又要细致；既要考虑到国家公诉人运用证据的需要，又要考虑到被告人运用证据的可能路径。而角色代入，往往是这种考虑的有效形式。通过角色代入，反贪侦查人员可以设身处地的站到公诉人或者被告人的角色，把自己当做庭审的参与者，并由此找到哪些案件细节会成为审理重点、哪些证据会为定罪量刑发挥关键作用，这就相当于为自己的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无疑会极大的促进侦查工作的有效进行。

　　二、进行庭审角色代入的方法

　　1、代入公诉人角色

　　公诉人是刑事诉讼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作用是代表国家出庭追诉犯罪。在庭审中，公诉人会积极运用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来使其最终受到刑法的惩罚。反贪侦查人员代入公诉人角色，就是要站在出庭人员的角度考虑庭审问题，以公诉人举证证明犯罪各项构成要件的框架来明确侦查取证范围。这种代入的具体表现就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寻求公诉部门的配合，了解公诉人的指控逻辑和证据使用思路，以此来指导自己的侦查取证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在现有的机构设置中，反贪部门与公诉部门同属于人民检察院的下属业务部门，彼此较为熟悉、联系方便，这为反贪侦查人员进行公诉人角色代入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实案件中，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在侦查过程中与公诉人员开展侦查会商的办法来进行角色代入。会商中，侦查人员可以将主要案情提前告知公诉部门，由于公诉部门的实际工作特点，其工作人员往往对于刑事诉讼庭审过程、庭审证据运用、被告人心理，甚至管辖标的案件的法院刑事审判庭较为了解，可以请公诉部门工作人员根据案情进行庭审情况的预先估计，指出一旦标的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将以哪些证据作为指控犯罪的关键证据，并指出如何将证据组成完整证据链条的思路，指导侦查工作开展。尤其重要的是，由于证据往往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各种表现形式所带来的证据证明力往往不同，不同证据形式也常给法官以不同的影响力，这种预先的模拟可以为侦查人员到底采用哪种证据取得方法和证据固定形式给出指导意见。

　　2、代入被告人角色

　　反贪侦查人员代入被告人角色，就是要在侦查过程中预先将自己放在本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角色里，考虑被告人将会有可能以哪些证据来为自己开脱罪责，并提前下手取得相应的证据，来驳斥被告人的脱罪企图。同时，还要积极进行逆向思维，考虑到对于被告人来说哪些证据将是“致命”的，由此争取侦查工作主动，尽早采取证据固定措施，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罪证。由于侦查人员毕竟是“案外人”，仅以侦查经验进行思考往往不够全面，而只有进行角色代入，将自己置身“案中”，才能更好的看清庐山真面目。

　　对于行贿、受贿等依靠言辞证据较多的案件，更要着重进行被告人角色的代入，细心体察被告人心思，在询（讯）问中就堵断其退路，夯实犯罪各要件，防止被告人打下“活扣”，有机可乘。

　　反贪侦查人员代入被告人角色往往比代入公诉人角色要困难的多，因此也需要更多的技巧和经验储备。在平时工作中，侦查人员就要积极锻炼这方面的能力，如多参与旁听庭审，了解庭审时被告人惯用的脱罪伎俩和诡辩手段；常与有经验的同志进行交流，了解被告人通常的心理；在侦查中做好外围调查，掌握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处事习惯，以利于角色代入等。

　　三、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对公诉人角色的代入不能越俎代庖。反贪侦查人员代入公诉人角色的逻辑顺序，是由公诉人的心理到侦查人员的心理再到具体侦查活动。这种逻辑顺序是不可逆的。在案件侦查中，不能将这种代入反用，以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工作来钳制公诉部门独立的审查起诉和公诉职能。那种根据自己取得的证据和臆想的证明思路对公诉部门参与公诉的方法、思路粗暴干涉的行为是错误的。

　　2、对被告人角色的代入不能违反相关侦查纪律。对被告人角色的代入，是一种思想上的代入，是对侦查策略进行考量时采取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代入不能由智力活动突破到具体侦查行为，强逼被告人按照侦查人员“预想”的思路进行自证其罪，甚至发展到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行为。

　　3、不能固步自封，要积极扩大取证范围。角色代入毕竟是一个高智能的活动，要有足够的经验和侦查技术做支撑。这就决定了角色代入活动不是每次都可以取得圆满、全面的侦查指导作用。侦查人员，尤其是年轻的侦查人员，不能仅仅依靠角色代入划定侦查取证范围，而要积极拓展取证思路，扩大取证范围，更好的完成反贪侦查取证工作。


山东省济阳县人民检察院 商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