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价值惹的祸

储涛


　　1999年4月，栗某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88鸿利终身保险，合同规定年交保险费1080元，交费期为20年，保险金额为20000元，现已交纳4年，共计人民币4320元。后因经济状况，栗某决定解除合同退还全额保费4320元，并支付滞纳金，但保险公司却答复按88鸿利终身保险现金价值表的标准退还保费仅2600元，双方成讼。双方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关于88鸿利终身人寿保险现金价值表（以下简称“现金价值表”），虽然双方均提供了该证据，但原告认为此现金价值表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且计算标准没有法律依据。
　　法院认为：原告已经缴纳了四年的保险费，按照《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在合同解除时被告应当退还原告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且不应扣除手续费；被告在保险单中明确提示：“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的约定书共同构成”，显然该合同内容并包含现金价值表，且合同并没有明确现金价值表就是合同解除时确定现金价值的方式，应视为在保险合同中对现金价值表的计算标准没有约定，原被告对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理解发生歧义，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做出对投保人即本案原告有利的解释。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全额退还保险费的请求。

【法理评析】

　　本案涉及到保险单现金价值、保险合同争议解释原则等法律适用问题。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又称“解约退还金”或“退保价值”，是指带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寿险）单所具有的价值。人寿保险的保险单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人寿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即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并不仅仅是购买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承担赔偿的责任，同时在缴足所有保险费后，保险公司还应返还相应的现金值。也就是说在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并不仅仅是购买平安，还有部分是“储蓄”。保险单的现金价值的简单方式是：保单现金价值=投保人已经缴纳的保险费—保险公司管理费用开支在该保单上分摊的金额—该保险单向保险代理人支付的佣金—保险公司已承担该保单保险责任所需要的纯保费+生育保险费所产生的利润等。一般来说，在投保的前一两年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几乎是零，随着缴费的持续，现金价值越来越多，但保险单现金价值少于投保人所缴纳的保险费。本案正是因为保险合同对保险单现金价值的确定方式约定有瑕疵才引发了诉讼。
　　不利解释原则，又称反立约人原则，是在保险合同中特有的原则，根据《保险法》第31条规定，是指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保险法之所以规定不利解释原则，是因为保险条款有保险公司单方制定，是格式条款，其在制定时充分考虑自己的利而不能保证公平公证，故在保险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做出对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有利的解释，以平衡保险合同各方的利益。很明显，不利解释原则是指合同对某事项约定的有歧义，而不是合同没有约定。如果合同对某事项没有约定，则不应适用该原则。就本案而言，由于现金价值表没有被认定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导致双方对现金价值如何确定没有约定。根据《合同法》第61规定，如果合同对某事项没有约定，双方应当重新协商，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交易习惯确定。显然，法院以不利解释原则而确定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就是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是不合理的。
　　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终止时，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保险合同一经履行，就保险人而言，要支出代理人佣金、为承担该保单保险责任所需要的纯保费、保单管理费等。故在保险合同解除时，保险人不能全额退还保险费，否则有失公平。
　　保险公司之所以没有拿出保单现金价值表的计算依据，是因为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计算是通过精算师精算的来的，而整个精算过程涉及到保险公司成本的控制等商业秘密，一旦公开势必对保险公司的营运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案例反思】

　　虽然法院判决值得商榷，但是有些问题不得不让我们反思。
　　作为保险公司，应当反思自己制定保险条款的漏洞。首先，没有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现金价值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而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又不会在保单现金价值表中签字，一旦发生争议想把现金价值表争议处理依据，就显得非常牵强。其次，虽然保险合同约定合同解除时缴纳保费超过两年的退还保单现金价值，但没有明确保单现金值按照现金价值表列明的方式确定，这样即便是有现金价值表，但由于没有明确其作用，也导致其操作性大大下降。为避免类似争议再发生，应当在保险合同中明确：○1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是合同的组成部分或为合同的附件；○2合同解除时，保险单的现金价值按照保单现金价值表列明的方式确定；○3在保险单现金价值表中明确保险单现金价值的计算公式，让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知道在将来解除保险合同时退还的现金值。
　　如何保证保险单现金价值表的合理性也值得我们思考。诚如原告所述，保险人没有举证证明现金价值表的确定依据以及合理性，现金价值表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保险单现价值表的计算过程非常复杂且涉及到保险公司的商业秘密，保险人不可能为了个案而公开。但是，既然现金价值表是合同解除时保险单现金值的确定依据，它必然关系着保险合同解除时双方“返还”财产是否公平合理。既然投保人不能参与现金价值表的确定，就应当有独立的第三方来审核现金价值表的合理性、公平性，以保证在保险合同解除时，对当事人双方都公平合理。但从《保险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来看，只有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才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并没有规定人寿保险的保险单现金价值表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这使保险人在制定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时变得随意，不排除其为了商业利益而减少现金价值表中的金额，从而使现金价值表丧失公平。故，新《保险法》修订时，应当将人寿保险的现金价值表列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查的范围，以保证现金价值表的公平性。


作者：储涛 单位：湖北普明律师事务所


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优势－物业服务企业参与社区人民调解机制，有利于和谐物业服务秩序的建设——基于香河园案例的实证考察

凌效海


　　和谐物业服务秩序的构建，符合物业服务供需双方的共同的根本利益。人民调解制度对于物业纠纷的解决和物业服务和谐秩序的构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人民调解法草案制定已列入国务院的立法计划，通过人民调解法的制定，我国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将发展到新的阶段，物业服务企业参与社区人民调解机制问题更值得我们重视起来。

物业服务企业参与人民调解机制是一种积极探索
　　物业纠纷是困扰物业服务供需双方的复杂问题，诉讼，对于物业纠纷的解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渠道。近年来，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来解决物业纠纷，日益受到重视。
　　在我国，人民调解，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组织的主持下，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
　　诉讼，是法官运用国家审判权，通过判决的作出和履行来解决纠纷。
　　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各种途径，被概括为对诉讼方式的替代，即所谓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
　　重视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不再把诉讼看做纠纷解决的唯一途径，如今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在我国，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法治建设的不懈探索和努力，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制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
　　调解是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方式，调解，是由调解主体，说服当事人，通过沟通、谅解等协商的方式消除纷争。与法院调解，行政调解不同，人民调解的实施主体是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本身不是行使公权力的组织。人民调解组织具有民间性，社区性，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是居民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其人民调解员来自社区，扎根社区。
　　从属地性特征看，城市中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通常分为三级，即社区、街道、城区。
　　近年来，针对物业纠纷的高发性问题，出现了依托人民调解组织体系设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做法。这是一种制度创新的探索。
　　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在2005年，就已经在设立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方面作出尝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很重视吸收物业服务企业参加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这样就使得物业服务企业参与到人民调解机制中来。
　　物业公司参与人民调解机制可以有多种方式，例如：
1作为纠纷当事人请求调解组织调解纠纷或接受调解组织的调解，
2作为调解组织的特邀成员参与对其他主体之间物业纠纷的调解，
3作为相关单位为物业纠纷的调解提供专业性意见，
4以调解机制为平台加强与社区治理体系的沟通和联系。

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优势

1 人民调解是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仲裁一样是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早已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调解的组织，程序，效力等都受到法律的调整与规范，从而成为我国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中的正式法律渠道。人民调解法的制定将使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渊源更加系统完善。
　　200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对人民调解工作应遵循的原则有如下规定：
1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及社会主义道德进行调解；
2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3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以上规定表明，是否接受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进而言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对于当事人是否选择这一渠道解决纠纷，必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事实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在一个时期里，也确实是影响人民调解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瓶颈。但是在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带来重大的转折，其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
　　在该司法解释中，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得到了明确肯认：对于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反悔而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或者变更法定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并以此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依据，通过法院的裁判维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2人民调解是以非对抗性的方式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争议。

1/人民调解在程序上不是强调对抗而是强调化解纠纷，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不以当事人之间对抗性的保持为特征，相反，调解员的重要作用就是降低当事人在心理上，诉求上的对抗性，其化解对抗性的经验和技能，尤显重要。解决纠纷的依据，不仅是法律，还有社会主义道德。而道德伦理在实务工作中可以合理地表现为人情世故。
　　从法律意义上讲，纠纷的解决是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的分配及其实现。
人民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程序，是当事人自己对法律责任的分配，调解员不是责任的分配者，而是帮助当事人对法律责任的分配达成协议。调解协议的达成，本质上是双方法律行为，以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
2/法庭诉讼程序对抗性强，诉讼程序中法官是裁断者，要对当事人对抗性的诉讼请求作出裁断。诉讼在程序设计上贯穿了辩论原则，严格的保障着对抗机会的公平。举证责任制度，质证制度，辩论制度都在为当事人发挥对抗性技能，争出个高低胜负，提供着舞台。
3/相比之下，人民调解的程序导向，是导引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解。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八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纠纷，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充分说理，耐心疏导，消除隔阂，帮助当事人达成协议。
　　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可以不伤感情，社区物业纠纷，若能以非对抗性方式解决，有利于社区的长期和谐与稳定，有利于社区运转参与各方的长期和睦。有利于和谐物业服务秩序的建设。

3人民调解制度是民事纠纷解决的积极性程序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种便利民事纠纷及时解决的积极性的程序。是效率潜能高的制度资源。在程序运作上 ，适用性强，灵活性高，当事人成本低。能够较好发挥维护社区和谐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1/人民调解程序对民事纠纷的解决适用性强
　　依据司法部《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在民事主体可以意思自治的范围内，可以适用人民调解程序解决的民间纠纷非常广泛，包括物业纠纷在内的常见纠纷一般都可以通过选择人民调解程序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