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关于印发《建设银行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方案》的通知
建设银行



为适应我行商业化经营管理的需要，加大对营业机构的监控力度，防范经营风险，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核算管理体制，总行制定了《建设银行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会计帐务集中管理，要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通讯条件差异较大，会计基础工作水平也不一样，各行在组织实施《方案》时，要结合本行实际，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做到平稳过渡，保证帐务不错不乱。
二、实施《方案》的重点，应放在大中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地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和省、自治区分行所辖已开通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且业务量较大、会计管理基础较好的二级分行，应在1997年6月底前完成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软件的修改，第三季度实现会计帐务的集中
管理；已开通和计划在1997年开通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其它二级分行，应在第一批行帐务集中管理取得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努力争取在1997年底完成会计帐务的集中管理；由于区域经济欠发达或受通讯条件、财会管理基础等限制，目前确无条件实现会计帐
务集中管理的二级分行，时间可适当延迟。
三、会计帐务集中管理，要遵循经济效益原则。必要的支出，可列入1997年预算，经批准后列支。对一些业务量较小、位于偏远地区、目前仍实行手工核算的营业机构，其帐务集中应与机构调整一并考虑，拟撤并的行不得以帐务集中为名增加投资。
四、为加强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组织领导，各行要成立由行领导任组长，会计、储蓄、信用卡、国际业务、房地产信贷、资金清算、审计稽核和计算机等部门参加的会计帐务集中管理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按《方案》要求设立的核算中心、稽核中心，尽可能从现有人员中
调配与工作量和工作职责相适应的人员，从组织上保证《方案》的实施。
五、各分行要认真做好帐务集中管理的各项准备工作，按照《方案》确定的原则和要求，结合本行情况提出业务需求，修改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并做好应用软件的修改、完善、试点工作，认真进行人员培训。与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有关的各部门，要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会
计帐务集中管理工作。
六、修改后的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在正式启用前，各分行必须把应用软件的修改情况形成详细报告，分报总行财会部、计算中心。内容包括：修改的主要内容、实施过程、试运行情况、待解决的问题、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
七、各行要在适当集中帐务管理的同时，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辖属营业机构会计核算的管理和监督，保证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八、会计帐务集中后，会计核算中心和会计稽核中心的工作规范、会计凭证传送的安全控制、会计报表（总帐传输）的编报、档案管理、前后台岗位职责等，总行将另文下达管理规定。
《方案》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总行财会部报告。

附件一：建设银行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方案
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核算体制，加大对各营业机构的监控力度，规范财会核算和财会管理，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防止和杜绝假帐、假表和假数的产生，防范经营风险，是建设银行落实统一法人制度，实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工作。推行会计帐务的
集中管理，是会计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为统一安排这项改革措施，确保全行会计体制改革的有序进行，特制定本方案。
一、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基本要求
会计帐务的集中管理，是在保留我行现行分散式会计核算体制的基础上，根据我行会计核算和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现状，将各营业机构的明细帐、总帐实行集中管理，为下一步集中会计核算做准备。
（一）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范围，包括分行辖属已开通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营业机构、单机作业的营业机构和手工核算的营业机构。
（二）各营业机构的帐务组织体系暂维持现状不变，明细帐、总帐仍以各营业机构为单位设置。但各营业机构（包括对公会计、储蓄、信用卡、经营性房地产信贷业务等各类本币业务和行政经费收支，下同）会计核算的明细帐、总帐数据全部集中存放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和省、自
治区分行所辖二级分行（以下统称“分行”）。
（三）省、自治区分行直属各营业机构和省会城市分行（含计划单列市分行）辖属各营业机构的会计帐务，原则上应集中管理，集中后的后台核算、会计稽核及日常管理等具体事宜，由省、自治区分行和省会城市分行协商解决，并报总行备案。
（四）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范围内的营业机构，明细帐、总帐数据集中存放分行，各营业机构不保留明细帐、总帐；单机作业、手工核算的营业机构，仍在当地按现行核算规定保留一套明细帐、总帐，并列入会计档案管理，另在分行设一套副本明细帐、总帐，主要用于稽核监督各营
业机构保留的明细帐、总帐，满足集中管理全辖会计信息的需要。
（五）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范围内的营业机构，严格划分前台业务和后台业务。各营业机构负责前台业务的处理，分行负责后台业务的处理。
（六）分行在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和会计稽核中心。会计核算中心负责会计帐务集中后的后台业务处理，会计稽核中心负责对营业网点录入计算机的会计凭证等会计信息进行稽核监督。会计核算中心和会计稽核中心原则上隶属于本级会计部门。
二、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实施方法
（一）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范围内营业机构的帐务集中管理
1．变分布式存放为集中式存放
已开通的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和目前正在筹备但尚未开通的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凡明细帐、总帐采用分布式存放各营业机构的，要按照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基本要求，修改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将分行下属各营业机构的明细帐、总帐数据集中存放分行，变分布式存放为集中式
存放。
2．严格界定会计前台业务和后台业务的范围
会计帐务集中存放分行后，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范围内的会计业务，要严格划分各营业机构（前台）和分行核算中心（后台）的业务范围。
（1）开户、销户，办理结算，记帐凭证的录入，单户结息，查询、查复和本机构流水帐借、贷发生额轧平等前台业务由各营业机构处理。
（2）调整利率、利息计算、日终轧帐、明细帐及总帐的核算、数据平衡检查等后台会计业务全部由分行核算中心控制完成。
（3）科目日结单、利息清单由分行核算中心生成后下传，营业机构打印。对帐单、明细帐、总帐及各种会计报表和相关的内部管理信息资料，由分行核算中心生成打印，亦可由分行核算中心生成数据后下传，授权各营业机构打印。
（二）单机作业、手工核算营业机构帐务的集中管理
1．单机作业营业机构帐务的集中管理
单机作业的营业机构，除按现行会计核算流程进行帐务处理外，应在每日营业终了平帐后向分行核算中心传送当天流水帐。流水帐的传送以营业机构为传输点，各营业机构直接向分行核算中心传输流水帐。流水帐的传送可采用多种形式：已建立通讯网络的，用通讯网络传输流水帐；未
开通通讯网络而开通电话远程通讯的，采用电话远程通讯传输流水帐；无上述通讯条件的，采用磁介质传送流水帐。分行利用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接收各营业机构传输的流水帐，并进行开户、销户及流水帐的借、贷平衡检查，无误后记入副本帐。
2．手工核算营业机构帐务的集中管理
手工核算的营业机构，凡在机构调整中明确予以保留的，应尽快实现会计电算化。受各种条件限制暂无法实现会计电算化的，除按现行有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外，可分别采用下列不同方法实现会计帐务的集中管理：
（1）相邻营业机构开通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将记帐凭证送相邻机构，通过相邻机构入网。
（2）相邻机构实行计算机单机作业的，将记帐凭证送相邻机构录入计算机，通过相邻机构将流水帐传送分行核算中心。
（3）相邻机构既未开通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也未实现单机作业的，将记帐凭证送分行核算中心，分行核算中心收到会计凭证后手工录入计算机，经检查无误后记入副本帐。
上述送相邻机构或核算中心入帐的凭证，原则上应在当日或次日记入分行核算中心帐务。凡不是当天记入分行核算中心帐务的，应采用补记帐方式补帐，记帐日期为帐务实际发生日期。
3．单机作业、手工核算储蓄所（柜）帐务的集中管理
单机作业、手工核算储蓄所（柜）可比照上述“1”、“2”的方法实现帐务的集中管理，也可将储蓄事后监督流水帐传送分行核算中心，实现储蓄帐务的集中管理。这两种帐务集中方式，各分行可根据具体情况自行选择，但两种方式只能选择一种，同一分行不能两种方式并存。
（三）关于外币会计帐务的集中管理问题
目前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处理的业务范围，不包括外币业务。要利用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实现外币会计帐务的集中管理，必须在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中增设外币业务会计核算子系统。考虑到新增一个子系统耗时较长，外币业务暂采用月末将外币折算为人民币并表方式。
（四）帐务集中后的会计报表
会计帐务集中后，会计报表（总帐传输）由分行编制（采集）上报。单机作业、手工核算营业机构的会计业务，因受客观条件限制不能及时记入会计核算中心帐务影响会计报表（总帐传输）上报时间的，可按原渠道由营业机构编制（采集）逐级汇总上报。具体方式由分行确定，但一个
营业机构一定时间内只能采用一种方式，不能交叉使用。
三、会计帐务集中稽核的方法及要求
会计帐务集中管理后，各营业机构（不含储蓄网点）应将处理后的会计凭证按规定传送会计稽核部门，由会计稽核部门依据会计凭证和会计核算中心的数据对会计业务进行稽核。
（一）会计稽核原则上由分行稽核中心集中办理。对业务量特别大、县支行距离分行稽核中心较远的二级分行，经一级分行批准，可按区域设稽核分中心。稽核分中心直接对分行稽核中心负责，稽核中心应定期对稽核分中心稽核的业务进行现场抽查。
（二）会计稽核的重点是防范资金风险，审查开销户、凭证的合法性、各项经济业务的真实性、业务经营的范围、会计核算和利息计算的准确性等。具体分两步进行，首先围绕上述重点审查原始凭证和记帐凭证，然后将帐号、凭证号码、金额等要素再次键入计算机，将会计稽核数据（
明细帐、总帐、或流水帐）与会计核算中心对应数据相互核对。全部会计凭证再次键入计算机稽核确有困难的，对小额会计凭证（在10万元限额内由分行确定金额）可暂不采用再次输入计算机稽核的方法。
储蓄业务的稽核，可按现行储蓄事后监督的有关规定执行。但不实行集中稽核的，会计稽核中心可定期派员赴储蓄事后监督部门进行抽查稽核。抽查的重点是大额存取、内部往来和利息收支（预提）等业务。
（三）分行稽核中心的会计稽核，应按上述“（二）”的稽核要求，通过修改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稽核子系统完成；会计稽核中心下设稽核分中心的，稽核分中心可使用修改后的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稽核子系统完成，也可使用其他会计核算软件进行会计稽核。
（四）会计凭证由各营业机构按规定装订编号后，在加强安全保卫措施、建立严密交接手续的基础上，按下列程序传送：手工核算营业机构的会计凭证通过分行会计核算中心录入计算机的，会计凭证由核算中心转会计稽核中心；通过相邻机构录入计算机的，由相邻机构随自身凭证送稽
核中心；已开通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营业机构、单机作业的营业机构，会计凭证由各营业机构或其管辖行直接送会计稽核中心。
各营业机构原则上在下列规定时间之内传送和取回会计凭证：城市行下属的市区各营业机构，原则上应在次日将前一天的会计凭证传送至分行并取回已稽核完的会计凭证；城市郊区的营业机构和二级分行下属的营业机构，每一周或二周将会计凭证传送至分行并取回已稽核完的会计凭证
；特殊情况需要延长会计凭证传送周期的，由一级分行决定。
四、应用软件的修改与实施
（一）一级分行提出修改业务需求，自行修改软件
修改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业务需求，由一级分行根据本方案提出。应用软件的修改，由一级分行根据业务需求自行完成。一级分行下属各行使用的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机型、软件必须统一。软件修改完成后，由各行财会、筹资、信用卡、国际业务、房地产信贷、计算机等相关
部门共同对应用软件进行测试，并组织验收。
（二）实施时间安排
应用软件的修改、测试应于1997年6月底完成。然后进行修改、完善、试点，培训人员，分期分批推行，按计划逐步实现会计帐务的集中管理。

附件二：关于制定“建设银行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方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制定《方案》的指导思想
建立一套完整的适应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财会管理体制，是我行财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由于这一目标涉及到财会业务重组、体制改革和管理方式的改变，预计需要二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根据财会改革应遵循的原则，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对已经看准又具备条件的会计帐务集中
管理先行改革。
实行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我行商业化经营管理的需要，加大对营业机构的监控力度，实现会计信息的集中、统一管理，防范经营风险，为建立集中统一的会计核算管理体制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会计帐务集中管理和集中会计核算，是财会体制改革的两个步骤，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是在保留现行分散式会计核算体制的基础上，规范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管理，将各营业机构的明细帐、总帐数据存放分行，由分行集中管理。集中会计核算，是在会计帐
务集中管理的基础上，以分行为单位集中设置一套容全辖各种会计核算业务在内的明细帐和总帐，前台业务实行综合柜员制，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集中统一的会计核算管理体制。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是集中会计核算的基础；集中会计核算，是会计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
二、依托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实现会计帐务的集中管理
推行会计帐务集中管理，必须以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为依托。我行现行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与会计帐务集中管理方案的核算制度基础是相同的，只要对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稍加修改，即可达到《方案》的要求。下一步的集中会计核算，则要打破现行的帐务组织，在分行设一套明
细帐、总帐，将对公会计、储蓄、信用卡、房地产信贷、国际业务、行政经费等会计核算在一套总帐内完成，这样就必须对数据结构进行大的调整，需要对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进行彻底改造。会计改革分两步走，在现有技术手段利用方面也是合理的。
三、关于省、自治区分行直属营业机构的帐务集中问题
如何处理省、自治区分行直属各营业机构和省会城市分行（包括在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市分行）辖属各营业机构的帐务集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各自单独集中，一个城市设两个核算中心和两个稽核中心；另一种是合并集中管理，同一城市设一个核算中心和一个稽核中心。我们认为，
对同一城市的会计帐务进行集中管理是会计改革的方向，但考虑到目前的机构设置和计算机应用现状，硬性规定合并会导致有的分行更新计算机、更换已经投入使用的会计应用软件，造成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对此，《方案》作了灵活规定，即原则上应进行集中管理。各行在实施中，应
从长远目标出发，能合并的尽可能合并，但目前已经配备两套主机，近期内不需再更新且合并确有困难的，可暂不合并。
四、关于会计帐务集中管理后的会计稽核问题
要实现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的目的，防范经营风险，防止和杜绝“三假”的产生，仅将各营业机构的明细帐、总帐数据集中存放分行是不够的，还必须由分行对下属行的会计帐务进行集中稽核，真正建立防范资金风险的第三道防线。因此，《方案》提出在分行设立稽核中心，对辖属行的
会计帐务进行集中稽核。考虑到储蓄网点较分散、储蓄事后监督又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其事后监督已集中到县（市）支行，如果将储蓄业务的会计凭证集中到分行，凭证传送量大，会计稽核工作量大，在人员安排上也有一定难度。因此，《方案》规定储蓄业务的会计稽核可维持现状不
变，仍由县（市）支行集中进行事后监督。
各营业机构的会计帐务集中管理后，会计稽核的工作量较大，用手工去做显然不现实，而借助计算机技术又没有现成的会计稽核软件。出于这种考虑，会计稽算中心对会计稽核暂通过修改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稽核子系统来完成；稽核分中心不使用城市综合业务网络系统的稽核子系
统进行会计稽核的，可通过其他会计核算软件完成会计稽核。
考虑到人工勾对流水帐或屏幕显示核对等稽核方法准确性不高，且耗时比再次键入计算机自动核对更长，《方案》规定在审核会计凭证的基础上，采用将会计凭证再次键入计算机稽核的方法核帐。考虑到人员调配有个过程，目前全部实行将所有会计凭证再次键入计算机确有困难的行，
《方案》规定小额凭证可暂不采用再次键入计算机稽核的方法。凭证大小额度的划分，由分行根据本行业务状况在10万元限额范围内自行决定。稽核中心的工作，可分为凭证审核和计算机录入两部分，人员配备也可相应地分为两个层次。审核凭证的人员，应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键入会
计凭证的工作，因操作性较强只要配备一般操作员即可。这样处理，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降低用人成本，也便于会计稽核中心的建立。
五、关于会计核算中心和会计稽核中心的隶属关系问题
为加强会计帐务集中管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分行和省、自治区分行的二级分行要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和会计稽核中心。由于会计帐务集中的范围包括对公会计、储蓄、信用卡、房地产信贷等业务和城市综合网络的管理，其人员的配备应由各方面的人员组成。这两个中心的归属问题，
从财会体制改革的方向来看，应隶属会计部门，归口到会计部门管理，但考虑到各行机构设置存在一定的差异，城市综合网络营运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方案》只规定会计核算中心和会计稽核中心原则上隶属于会计部门。各行在实际工作中，可考虑将两个中心设置为二级部（副处、副
科级单位），隶属于本级财会部门管理。
六、关于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问题
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按人民银行规定应单独设帐、独立核算，所采用的会计核算制度与我行会计制度不同。鉴于此，政策性住房金融业务的帐务集中在方案中未作考虑，总行将在下一步会计改革方案中明确。



1997年3月21日
警惕调解的滥用和强制趋势

周永坤


调解历来是中国特别钟情的纠纷解决制度，但是，改革开放以后高调解率为学界和社会所诟病，这是对偏重调解的人治传统的反思。在这一态势下，民事案件的调解率逐年下降，全国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从71.73%下降到2002年的30.32%，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是，步入新世纪前后，调解再次受到追捧。法院的民商事案件调解率开始摆脱有此项统计以来连续14年的下降势头，从2002年开始呈现上扬态势， 2006年上半年，一些地方法院甚至出现了“无判决”现象，这是很可忧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股“调解旋风”正在走出民商事案件向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领域蔓延。调解的滥用与强制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刚刚起步的法治机体。
　　调解的蔓延、特别是强制调解的兴起是建立在对调解的二大误读之上的。
　　第一，调解不是东方社会所特有，它是欠发达社会普遍性的制度，这已为现代法人类学所证实。澳大利亚的土著马努斯人（Manus people）原先的主要纠纷解决方式是“械斗、突袭以及短暂的媾和仪式”组成，后来他们从殖民者那里学习到了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将它交给一个独立的仲裁者， 这事实上是一个调解程序。可见调解是单纯依靠实力解决纠纷的野蛮行为的文明替代品。在非洲习惯法体制下，调解是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菲律宾吕宋岛的伊富高人除杀人案进行血亲复仇外，其他的纠纷都用调解。 印第安人的部落社会也通行调解。 西南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美拉尼亚人也钟爱调解。
人们将调解作为东方专利的思想很可能来自对古希腊社会的误解，仿佛古希腊没有调解，其实不然，调解同样是古希腊主要的纠纷解决制度。《荷马史诗》开头就是一个关于调解的故事。国王阿伽门农起先答应将美丽无比的布里塞伊斯作为战利品分配给英雄阿基琉斯，后来这小子看到布里塞伊斯貌若天仙起了色心，遂撕毁前约，向阿基琉斯讨要布里塞伊斯，阿基琉斯当然不买账。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一场流血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先是雅典娜劝说阿基琉斯别动手，接着是涅斯托尔在两人间进行调解，化解了一场流血纷争。 至于希腊社会何以较早结束了调解的历史，答案只有一个：它的城邦制度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调解只能退居次要地位。这一理由同样适用于解释古罗马为什么有发达的判决和式微的调解制度。
　　第二，调解是落后的文化遗存，不是先进的法律文化。人们常常将调解理解为对现代性反思的产物，或者将它视为和谐文化（与判决相比）的一部分，这并不准确。恰恰相反，在现代，调解是落伍的法律文化。作为纠纷解决制度，调解具有“前国家”性，它是在一个结构简单的小型社会里的主导性纠纷解决制度，在国家产生以后，它退居于社会自治领域，在国家层面，调解只应该对判决起到“拾遗补缺”作用。东方调解（特别是官府的调解）的发达与长久，这不是东方的优势，恰恰是东方的劣势。与判决相比，调解有其内在的弱点。
　　（1）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日本和美国的学者都将调解归之于非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从我国调解的实践来看，它也是非规范与非程序的，我们所理解的调解的优势其实都是建立在它的非规范性与非程序性之上的。就调解的过程来说，它本身没有一定的程式，一切都以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为归指。调解的内容的正当性不是来源于法律规则，而是双方的认同，这就势必造成结果对规则的偏离。调解的非规则性与非程序性本身对于纠纷的公平解决不利。由于遵守规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对这一原则的违反必然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潜在的威胁。（2）调解常常牺牲公正。对于这一点，西方学者多有论述。程序正义研究的佼佼者贝勒斯就指出程序正义的原则在协商式程序（包括调解）中不适用，因此，协商解决纠纷的方法起码基于两条理由是缺乏公平的：“其一，一方当事人可能比另一方当事人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bargaining power）。其二，由于形式正义不适用，因此，与特定某人就相同问题进行协商的不同的个人，可能就无法得到比较正义。” （3）调解也存在执行难。随着调解的增加、特别是强制性调解的发展，调解的执行难问题已经露出水面，相信随着强制调解的进一步发展，由调解所产生的执行难问题及其它的社会问题将日益显性化。调解解决执行难其实是以牺牲规范和公正为代价的，一旦当事人知道在调解中失去了规范所给予的权利或者上了对方的圈套，则反悔在所难免。时下不准反悔制度的确立，将纠纷延续到了执行阶段。同时由于调解与判决相较在程序上的劣势，它出错的可能性更大，这也埋下了执行难的隐患。（4）调解并不经济。如果一切天遂人愿，则调解无疑比判决要来得经济，但是这只是理想。就成本而言，法院的调解成本本身并不小，同时法院在计量调解的成本时是将社会成本忽略不计的。事实上，在所谓社会调解大格局的制度下，社会对调解的成本投入是相当高昂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建制、乡镇司法所的建制、司法局的投入、乡镇政府的投入等等，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如果我们将这些成本投入到法院，相信将产生经济得多的效益。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强制调解的政策导向本身通过当事人的利益计量，转化为一种调解的成本，当强制调解成为一项公开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调解的成本将成倍增加。还有，我们计量成本的时候忘记了那些调解失败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调解的成本是无限大的。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调解出错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判决，因此它就要支付比判决更高的“错误成本”。人们在计算调解的成本时往往只计算“直接成本”，而忘记“错误成本”。正确的计算方法应当是追求“直接成本”＋“错误成本”的最小化。（5）调解切断纠纷的功能被夸大。调解有利于切断纠纷、有利于和谐只是一种臆断。诚如罗马格言所谓“有好篱笆而后有好邻居”，只有在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许多调解协议、特别是强制性调解协议缺乏公平这个和谐的基本前提，它只是将纠纷掩盖起来，因此很有可能酝酿一场更大的纠纷。这在婚姻家庭纠纷中特别严重，最早提倡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美国已经将此类案件排除在调解范围之外， 而我国恰恰强调此类纠纷必须调解。（6）调解对公民人格的不良影响。对调解的比较优势的肯定是建立在传统的息讼、耻讼观念之上的。“息讼有利于和谐，争讼有损社会和谐”这种和谐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它将和谐理解为建立在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和社会最小利益冲突状态。我国古代儒家的和谐社会正是这种和谐，恰恰在儒家的和谐社会理想中，人们对诉讼普遍表示厌恶。对于这一点，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法学家吴经熊有精当的研究。他将争讼视为“自然现象”，认为，“没有争讼，就不会有真理，也不会有公道。法律以争讼为发源地，以公道为皈依处。”吴经熊认为，过分强调通过调解息讼对公民的人格会有不良影响：一是容易形成双重人格；二是造成心理的压抑，使民心不和顺，容易走向极端。
　　我国法律规定了调解的自愿原则，这是非常正确与重要的。但是，我国现实的调解制度却具有相当的强制性，调解的强调化正在日益严重地侵害着我们刚刚起步的法治事业。调解的强制性起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有的法律法规规定调解是必经程序。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依本条规定，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成了法官的义务。二是上诉程序与错案追究制度的结合，构成了迫使法官选择调解的强大的利益与精神压力。在当下的制度下，被改判或被驳回再审的案件将作为错案，一旦作为错案受到追究，法官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而调解可以避开错案追究的风险。三是调解在程序上排斥检察院的抗诉。对抗诉的排斥一方面强化了调解协议的强制性效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它减少了法官被追究错案责任的风险而提高了法官调解的积极性。四是行政诉讼中禁止调解制度的虚置。
　　现在，各地出台了一系列强化调解内部规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强化了调解的强制性。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法院内强化调解的政策导向和利益机制，促使、甚至迫使法官调解。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将调解率作为考核内容，奖励高调解率者；规定调解为第一选择，甚至对个案规定最低调解次数，要求案案调解；规定硬性调解率指标。（2）动员法院外部力量参与调解，借助社会力量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3）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压力。例如，有的法院规定撤诉可以退还一半诉讼费，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坚决要求减少诉讼费，法院对于选择调解的当事人许诺以适当少收诉讼费。更多的是对当事人施以利益“威慑”，法官以“背对背”的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判决对他的不利后果，例如，败诉、执行难等等，迫使当事人从利益考虑选择调解。
　　动员社会影响与政府权力参与的人民调解本身有阻隔权利人走向司法的消极作用，这本身是一个人权问题；法院的强制调解无疑构成对权利人权利的冲击。强制性调解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有害的遗产。我国古代衙门就通过对原告的关押甚至刑罚威慑来阻拦当事人走向司法。现代社会，强制调解是被禁止的行为。1960年日本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就宣布民事案件的“强制调解”是违宪的。
强制调解对人权法治构成严重的冲击。
　　首先，强制调解不利纠纷公平解决，这是由于调解本身的非程序性与强制调解的“准暴力性”所造成的；其次，强制调解侵犯了公民的权利，这包括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再次，强制调解对法治的根本价值构成威胁，强制调解威胁法律的至上性，强制调解排斥了公众对纠纷解决过程的参与这一法治的基本要求，强制调解对法院和法官的地位的冲击。因为在强制调解中法官扮演的不是裁判官的角色，而是行政官、甚至是一个自利的商人的角色，同时，强制调解使法官成为司法外权力的工具，使法官深深陷入社会之网中，对法官的人格也构成负面影响。强制调解一方面强化了法院的行政功能，它也强化了法院内部结构的行政化趋势。
　　总之，调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制度，它是小型社会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在人类社会组织化的过程中，调解退化为一种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同时它也作为诉讼中当事人自愿选择的制度，具有相当的意义。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与社会的政治原则有关。通常是法治社会与发达的裁判相伴，而人治社会则青睐调解，使调解具有强制性。我国发达的调解是与人治的社会样态相匹配的。钟情调解背后是单一的思维：人们只看到现实条件下调解比判决比较“好用”，人们忽略了它的基础：调解的优势是建立在人治社会之上的，它与人治社会相互促进，强制调解的发展必然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更为艰难。
　　即使我们避开法治的基本价值——正义不谈，从单纯的息讼角度来看，在一个权利观念兴起的时代搞强制性的调解也是不行的。事情真有点吊诡：现代的息讼靠争讼。古代息讼的成功是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的，是以人的权利麻木为条件的。当权利成为时代的特色的时候，当人的权利觉醒的时候，只有通过诉讼公平地分配权利与义务才是根本的息讼之道。
　　人们常常只是从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解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单纯地将调解、法院作为达到社会目标的一个工具，这是非常片面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纠纷解决制度与社会的关联主要是“意义”的、而不是“工具”的。所谓“意义”的关联是指纠纷解决制度本身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与社会是互动的。因此，我们在思考纠纷解决制度的时候，就不能仅仅考虑现实社会，而应当考虑未来社会——我们的社会理想，我们要找到一个有利于理想社会实现的纠纷解决制度。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路，我们就要寻找与这一长远目标相一致的纠纷解决制度，这个纠纷解决制度必须以法院的判决为核心，至于调解，则只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禁止权力对人民调解的介入，并加强对它的法律规制，同时在法院的内外制度上保障法院调解的自愿原则的贯彻。

2006年11月3日于东吴研究室

周永坤,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周永坤教授“平民法理”法律博客http://guyan.fyfz.cn/blog/gu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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