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环境卫生管理规定
天津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把我市建设成清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市区及有农业的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和独立工业区。
前款规定区域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区负责、专业人员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及市、区县、街道（区县人民政府所在的建制镇）三级管理制度。
第四条 天津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是本市环境卫生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环境卫生工作的规划、建设、管理和监督检查。
区、县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工作，业务上受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的领导。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工作，业务上受市和本区县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环境卫生的行政主管部门及科学研究部门，应重视环境卫生科学技术研究，加强城市环境卫生预测，改进垃圾、粪便的收集、运输和处理方法，提高废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能力，提高环境卫生工作的机械化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
第六条 对垃圾处理场、转运站等环境卫生设施，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环境卫生专业单位受委托清扫、清运、处理垃圾粪便等废弃物，实行有偿服务，应合理计价收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会同市物价局制订。
第七条 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卫生、文化等部门，应加强环境卫生科学知识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宣传。
飞机场、火车站、港口客运站、公共电汽车始末站、商场、市场、影剧院、连馆、饭店、澡堂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设置醒目的环境卫生宣传牌，对公民进行遵守环境卫生规定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环境卫生意识。
各类学校及托幼园所应安排环境卫生教育课程或活动，培养学生和幼儿爱清洁讲卫生的良好习惯。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卫生环境的权利，同时负有维护环境卫生的义务，并应尊重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劳动，不得妨碍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正常作业和阻挠环境卫生监察人员履行职务。

第二章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第九条 城市环境卫生事业的发展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城市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专业规划，由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会同市规划设计管理局依照国家《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及公共建筑设计规范进行编制并组织实施。
第十条 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依照城市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专业规划负责制订垃圾无害化处理规划、粪便无害化处理规划。
第十一条 在进行城市新区开发或者旧区改造时，必须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配套建设环境卫生公共设施，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概算。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应参与上述环境卫生设施的规划、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称公厕是指供社会公众使用的厕所。对城市公厕应当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建改并重、卫生适用、方便群众、水厕为主、有利排运的原则，进行规化建设。
（一）城市道路、广场、重点地区和居民区、街巷，由区、县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按照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确定的规划方案负责设立公厕；
（二）新建、改建居民楼群和住宅小区，由建设单位负责设立公厕；本规定生效前已建成的居民楼群和住宅小区，由其管理单位负责设立公厕；无管理单位的，由环卫部门负责设立公厕；
（三）公园、绿地及风景游览区，由其管理单位负责设立公厕；
（四）各类市场，由市场经营管理单位负责设立公厕；
（五）文化娱乐场所、体育场（馆）、机场、火车站、公共电汽车（含长途客车）始末站、医院、商场、饭店、展览馆等公共建筑，由该场所的管理单位负责设立公厕；
（六）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临时公厕，并在工程竣工后负责拆除。
第十三条 对原有不符合卫生标准的旱厕、损坏严重或者年久失修的公厕，由该厕所的管理单位负责按照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和国家规定的标准进行改造或重建。
市区新建和改建的公厕必须是水冲式公厕。
第十四条 新建、改建建设项目，必须按照规划要求同时建设公厕，并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建设公厕的费用，应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
公厕的设计和工程验收，必须有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参加；验收合格的，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五条 无建厕条件的单位，可以使用附近的公厕，但须按市环境卫生管理局规定的标准，向公厕管理单位交纳保洁管理费。
第十六条 公厕不得随意拆除或停用。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拆除或停用的，须经所在区、县环境卫生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易地重建，或先建后拆。
第十七条 市区和有农业的区、县政府所在地建制镇的街道两侧，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设置果皮箱。
居民区由街道办事处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
公共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设置垃圾容器、果皮箱等设施。
多层和高层建筑应当设置封闭式垃圾通道或者垃圾储存设施，并修建清运车辆通道。

第三章 环境卫生管理
第十八条 城市道路、居民区和公共场所的清扫保洁工作，按下列规定实行责任制：
（一）主、次干道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
（二）支路、胡同、里巷、楼群甬路，由街道办事处或镇人民政府组织民办保洁员清扫保洁和垃圾收运，并由单位和居民交纳清洁费；
（三）机场、火车站、公共电汽车（含长途客车）始末站、地铁车站、影剧院、展览馆、体育馆（场）、存车处（停车场）公园游览区等公共场所，由该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负责；
（四）蔬菜、糖果糕点、副食、瓜果、饮食、百货等商业服务业，由经营者设置垃圾容器，确定专人清扫，保持环境整洁，并应将批准堆放的物品码放整齐。
第十九条 负责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工作的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做好日常保洁工作，重点地区、主要街道和公共场所应随时保洁，做到路面无垃圾、烟头、纸屑、瓜果皮壳、痰迹；
（二）清扫的垃圾和其他污物、废弃物，应按指定地点及时倾倒，不得露天堆放在道路两侧或公共场所周围，不得扫入道路的排雨（污）水口内；
（三）及时清理果皮箱、垃圾箱，并保持箱体和箱体周围整洁。
第二十条 各类公厕须达到以下保洁要求：
（一）地面整洁无污物，墙面清洁无乱涂乱画污迹；
（二）便器、便池冲刷及时，无粪迹、尿碱和其他污物；
（三）夏季用药物消毒，不孳生蝇蛆；
（四）空气流通，无恶臭；
（五）各项设施完整、清洁、无破损。
第二十一条 公厕符合《城市公共厕所规划和设计标准》中一、二类建筑标准的，可以实行有偿服务，但必须报经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和物价部门批准。所收费用专项用于公厕的维修和管理，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二条 禁止下列影响环境卫生的行为：
（一）随地吐痰；
（二）乱扔果皮、烟头、纸屑、包装物等；
（三）随地便溺；
（四）乱倒垃圾、渣土、污水、粪便等；
（五）在道路、广场、露天场所以及公共垃圾箱、果皮箱内焚烧树叶、废纸等；
（六）损坏或挪用各类公共环境卫生设施及其他附属设施。
第二十三条 各类市场的经营管理单位负责市场内的环境卫生工作，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接受市、区县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明确环境卫生负责人和市场环境卫生管理员，健全清扫保洁制度，配备清扫保洁人员，及时保洁；
（三）保持市场范围内整洁，无垃圾，无积水；
（四）市场内要设置适用的垃圾容器和果皮箱，所产垃圾、废弃物应做到日产日清，不得积存；
（五）水产市场应设有畅通的上下水道设施；
（六）建设、改造本市场区域内的公共厕所，并负责清扫、保洁。
第二十四条 各种流动、固定摊点从业者，应携带扫具（或容器），随时打扫，保持摊位周围清洁，不准乱扔、乱倒废弃物。出售冰棒，必须脱纸。
第二十五条 天津各港口和市区海河客货运码头作业范围内的水面，由各经营管理单位责成作业者清理保洁，维护水面清洁卫生；无力清理者，可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代为清理。作业范围外的水面由水上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清理。
在市区水域行驶或停泊的各类船舶所产垃圾、粪便须存入严密容器，倾倒于指定处所，严禁倒入水域。
第二十六条 国内外进港船舶和飞机所产垃圾，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有偿收运并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七条 生活垃圾、粪便及废弃物的收运、处理及存放，由各级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等单位对所产垃圾，应自行运到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地点，也可委托环境卫生专业单位代运、处理。委托的，应签定委托协议，实行有偿服务，执行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和市物价局确定的收费办法和收费标准；
（二）收运垃圾、粪便，必须日产日清，做到大街小巷无垃圾堆存。所用车辆、箱、桶、工具及有关设备，要及时冲刷、扫拭，定期油饰，保持完整清洁；
（三）主干线两侧不准摆设垃圾箱、桶，一般道路应隐蔽摆放，箱、桶外部不得有裸露的垃圾；
（四）生活垃圾、粪便须实行密闭式收集、清运，做到箱车严密，装载适量，沿途不得洒漏、飞扬；
（五）生活垃圾、粪便须运送到处理场或指定地点进行处理，严禁乱送、乱倒，夏秋季节实施灭蝇消毒，控制蝇蛆孳生；
（六）在市区和区县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范围内，不准堆存垃圾粪便或积肥，确需临时积肥，须及时清理，不得有碍卫生；
（七）凡收运垃圾、粪便以及废弃物的，须向收集单位（地点）所在区、县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其所用车辆、工具须严密、清洁，经检验合格获得许可证后方可收运。
第二十八条 医疗卫生、生物制品等单位要设置专用容器和消毒、焚烧设备，所产含有病毒、病菌的垃圾、动物尸体等废弃物，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消毒，进行焚烧处理，严禁倒入公共垃圾箱、站或任意弃置。
第二十九条 各类运输车辆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车辆驾驶人员负责车辆在行驶中不影响沿线的环境卫生；
（二）各种运输车辆所装载货物不得沿路洒漏、飞扬。载运散体物料的车辆，帮槽必须严密，锁销齐全有效，装载适当；载运易扬、易洒物料和垃圾的车辆，必须严密苫盖，牢固捆扎；载运流体物料（包括散装水泥）的车辆，要有密封车厢；各种车辆装载后，必须清扫外车厢，卸货后
，立即扫净车厢；
（三）凡入市车辆车轮、车身不洁，影响道路环境卫生的，须到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在入市路口设置的冲洗站冲洗干净，然后方准入市；
（四）不准向道路上乱扫、乱扔、乱倒车内的废弃物，不准在道路上冲洗车辆；
（五）牲畜不挂带合格的粪兜，不准在城镇通行。不准在城镇内遗洒畜粪。在城镇喂牲畜时，要保持环境整洁。
第三十条 工程修建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施工单位应指定环境卫生负责人及清扫保洁人员随时清扫保洁，维护工地及占用地区的整洁；
（二）工地周围应设置不低于一点五米的遮挡、围墙，并不得乱排污水。经批准占用道路堆放物料的，须堆放整齐，对散体、流体材料应严密围档，不得泄漏；
（三）施工单位在运输车辆出入口处要采取污染措施，严禁车轮带泥污染道路；
（四）施工所产废土要及时运到指定地点，不准混入生活垃圾内；
（五）工程竣工后必须做到地平场净。
第三十一条 植树、绿化、剪枝作业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植树、绿化、剪枝等作业现场，由作业单位负责清理保洁；
（二）在道路两侧和绿化小区植树，应及时将废（弃）土清扫、运除干净，主干路须在一日内，其余地区须在二日内清运完毕；
（三）剪枝、伐树作业时，须随剪随扫，随伐随运，保持道路清洁、畅通；
（四）草坪、花坛、绿地边沿的侧石应高于池内土面并勾缝严密，不设侧石的草坪、花坛、绿地内的土面不得高于路面；
（五）草坪、花坛、绿地要经常保持整洁，用肥不准乱堆，移种花草、除草、除虫、松土、浇水不得污染环境卫生。
第三十二条 掏挖下水道时污泥不得落地，并及时将污泥运到指定地点倾到；临时储存污泥的容器，应置于适当地点，不得有碍环境卫生。
道路、里巷、院落的上、下水发生跑、冒，产权单位或主管部门须及时疏通、修复。
第三十三条 在市区和有农业的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范围内，禁止饲养鸡、鸭、鹅、猪、羊、兔等家禽、家畜。与市区接壤的农业户必须圈养家禽、家畜，不得使家禽、家畜窜入市区。因教学、科研以及其他特殊需要饲养禽畜的，须经所在区、县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法规、规章有特殊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市区内严禁贩卖幼禽幼畜。

第四章 奖 励 与 处 罚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由市、区（县）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扬和奖励：
（一）认真执行本规定，在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或有较大贡献的；
（二）检举揭发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并积极协助管理部门处理的；
（三）制止环境卫生违章行为，使国家财产免受损失的。
第三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或个人，除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外，由环境卫生管理部门依情节予以警告、处罚：
（一）应建公厕而无故拖延不建的，处责任单位二百元罚款并责令限期修建，逾期仍不修建的，每逾期一天罚款五十元；
（二）新建、改建建设项目，其应建公厕不与主体建筑同时建成使用的，处责任单位一百元罚款并限期建成，逾期未建成的，每逾期一天罚款五十元；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公厕的，按相当于原厕所造价的50％处以罚款并限期恢复或易地补建，逾期不恢复，不补建的，每逾期一天罚款一百元。擅自停用公厕的，处直接责任人罚款五十元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每逾期一天处责任单位罚款五十元；
（四）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临时公厕，建设工程竣工后未及时拆除的，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每逾期一天罚款五十元；
（五）公厕维护未达到规定的卫生保洁标准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对不改正的，处责任单位罚款五十元，并处直接责任人罚款十元；
（六）因清掏公厕不及时，造成粪（污）水溢流的，处责任人罚款五十元，并限在二十四小时内清掏干净，逾期未清掏干净的，每逾期一日处责任单位罚款五十元；
（七）在公厕内乱倒污水污物或乱涂乱画的，处罚款十元；
（八）无建厕条件的单位就近使用公厕，不按规定向公厕管理单位交纳保洁管理费的，可停止其使用；
（九）公共场所不按规定设置垃圾容器、果皮箱等设施的，责令限期设置，对逾期不设置的处三百元以下罚款；
（十）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当即清除，并可处以罚款五元；
（十一）对随地便溺、乱泼污水，乱倒垃圾、渣土、污物的，责其限期清除，并可按污染面积每平方米处以罚款十元（污染面积不足一平方米的，按一平方米计算），对逾期不清除的每逾期一天罚款五十元至一百元；
（十二）损坏公共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赔偿并可按赔偿金额的一至二倍处以罚款，挪用公共环境卫生设施的，责令恢复原状，并可处以罚款三十元；
（十三）对有毒、有害废弃物，未按规定消毒处理或倒入垃圾箱（桶）、垃圾堆点和下水道的，处以二十元至二千元罚款；
（十四）在道路、广场等公共露天场所或公共垃圾容器内焚烧树叶和垃圾的，责令立即熄灭，并可处以二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十五）在道路两侧和胡同、里巷内堆物，有碍环境卫生的，责令限期改正，对逾期不改正的，按有碍环境卫生的堆放物占地面积每平方米每天处以罚款五元，应罚款日期自逾期之日起至改正之日止计算；
（十六）未按规定时间完成清扫工作，或城市道路和公共场所的清扫保洁未达规定要求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十七）不及时清理果皮箱、垃圾箱，或未保持果皮箱体整洁以及果皮箱、垃圾箱周围脏乱的，责令改正，并可处责任者一百元以下罚款；
（十八）工程渣土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各类市场的垃圾不及时清运，或不运往指定的垃圾处置场的，责其改正，并可处以五十元至一千元罚款；
（十九）对将垃圾倒入水域的，责其清除，并视情节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
（二十）施工工地不设置围拦而作业，造成周围环境脏、乱以及各类市场脏、乱的，责令改正，并可视情节处以五十元至五百元罚款；
（二十一）各种经营性摊点周围环境脏、乱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并可处以十元至二百元罚款；
（二十二）蔬菜、糖果糕点、副食、瓜果、饮食等商业网点周围环境脏乱的，责令立即进行清理，并可处以五十至二百元罚款；
（二十三）收运垃圾、粪便不能做到日产日清的，处以罚款十元；垃圾箱、桶外部有裸露垃圾的，处以经营管理单位每平方米罚款十元；乱摆垃圾箱、桶的处责任者罚款十元。收运垃圾、粪便、废弃物，未向环卫部门申请、未领取许可证的，处责任人罚款一百元；
（二十四）运输车辆装载的货物或垃圾发生飞扬、散落、泄漏以及车轮带泥的，责令立即停车改正，视情节可按污染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一至二元罚款，不足一平方米的，按一平方米计算；
（二十五）向道路上乱扫、乱扔、乱倒车内废弃物的，在道路上冲洗车辆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二十六）通过城镇的牲畜不挂带合格的粪兜，遗洒畜粪及给牲畜喂料时造成周围环境脏乱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二十元以下罚款；
（二十七）工程竣工后未做到地平场净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五百至一千元以下罚款；
（二十八）植树、绿化、剪枝作业违反本规定的，责其改正，并可处以五百元以下罚款；
（二十九）掏挖下水道污泥落地、乱倒或未置于适当地点的，责令其清除，并可处责任人十元以下罚款。产权单位或主管部门对所管的道路、里巷、院落的上、下水跑冒，不及时疏通修复造成污染环境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三百元以下罚款；
（三十）在禁养区域内饲养家禽家畜或在市区内贩卖幼禽幼畜的，责令限期处理，对逾期不处理的，没收禽畜，并可视情节按每只处以罚款十元。对窜入市区乱跑的家禽家畜，按无主禽畜予以没收。
本条所列责令改正的行为，未改正的，可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采取代为改正措施，代为改正措施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第三十六条 凡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消除影响的，可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不听从管理或拒付罚款的，可暂扣其工职或物品，在改正违章行为或交付罚款后发还。
第三十七条 环境卫生监察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佩戴识别标志，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否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拒绝接受其管理。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对区、县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次日起十五天内，向市环境卫生管理局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次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做出决定的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九条 对侮辱、殴打环境卫生工作人员或阻挠其执行公务以及盗窃、损坏各类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环境卫生监察管理人员执法不公，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乡和非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的环境卫生管理，由乡、镇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和天津港区域内的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由市环境卫生管理部门分别委托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和天津港务局负责。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的解释工作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承办。
本规定由天津市环境卫生管理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起施行。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天津市城市街道清洁卫生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1993年6月1日
论我国农业补贴制度的和谐构建（上）——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余劲松* 李长健**


内容提要：生存和发展问题是人类自身最基本的问题。在探究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农业补贴的国际环境，要达到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只有探求互补性权利义务和互补性权利义务规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因此要基于中国国情和国力的考察，构建以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为中心，融“绿箱”、“黄箱”、“蓝箱”以及创新性的“白箱”四位一体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体系。

主题词：农业补贴；生存权；发展权；互补性权利义务；“白箱”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发展之基。中国是农业大国，由于我国农业长期处于弱质产业地位，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农业振兴基础不稳和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等“三农”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不断国际化、开放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农业成为开放式的产业，使得中国农业发展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以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为中心，建立起农业补贴与生存权和发展权平等之间的内在联系；依据中国实际发展现状，试图重构中国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最终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
一、农业补贴法律制度的源起与发展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正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美国。美国自然资源丰富，发展农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19世纪末美国农业基本实现商业化以后，美国就是一个农产品周期性过剩的国家。因此，在30年代初，罗斯福政府实施“新政”，制定以支持农民收入为目标的《农业调整法》，从农业资金、粮食储备和农产品市场销售三个方面入手，实行支持与保护本国农业的农业补贴法律制度。[①]
农业补贴法律制度虽然源起于美国，但对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却是始于1962年欧共同体“共同农业政策”（CAP，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 ）。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首先取得进展的是建立工业品关税同盟，而农业一体化是欧共体成员方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供应、稳定农产品价格、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需要。法国、荷兰和意大利是农业一体化的积极鼓动者和支持者。在60年代初，这三个国家的谷物、畜产品和蔬菜及水果生产出现大量过剩，但没有销售市场，在世界市场上经不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产品的竞争。因此法国在荷兰的支持下要求彻底实施农业一体化，这样，欧共体六国于1962年1月14日通过了一个“建立农产品统一市场折衷协议”，即欧共体最初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在战后50年间迅速工业化，但始终采取以国家财政扶持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1969年日本粮食（大米）开始剩余后，继续采取对大米实行高价格补贴的政策。即使政府感受到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国内粮价与国际市场严重脱节及财政负担日渐沉重等压力，作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仍采取用国家财政支持乡村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维护农业资源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与此同时，自20世纪上半世纪，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农业都普遍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开始在很多国家得以建立和发展。只不过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和经济产业特点的差异，各国对农业实现保护的力度和方式都不尽相同。
从中国农业补贴的发展轨迹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出现之后，中国的农业补贴经历了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时期中国补贴制度基本是由于体制问题而形成。因为国家既是企业所有者，又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提供补贴事实上是国家自己补贴自己；第二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入世，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承认并不断扩大市场在经济调节中的作用，补贴成为国家增强产业竞争力、吸引外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因而这段时期中国的补贴政策由受体制因素影响逐渐转移到受战略性贸易理论影响；第三阶段是入世后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补贴政策虽仍受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影响和启示，但开始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约束，必须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前提下实施。
进入21世纪以来，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得到更多的关注：2001年11月多哈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多哈宣言》，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等8个议题被确定为“多哈”回合的谈判领域。2004年8月1日达成的农业谈判模式框架，是WTO新一轮谈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涉及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市场准入等3项基本内容。2005年12月18日，达成的香港《部长宣言》取得了较大成果：发达成员和部分发展中成员同意2008年前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关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发达国家2006年取消棉花出口补贴，2013年前取消所有出口补贴。2006年6月22日，WTO 公布了多哈回合谈判中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的协议草案，但协议草案历经 6 月、7 月两次部长级会议谈判破裂，2006年7月24日，WTO总干事拉米决定中止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
二、我国农业补贴面临的国际环境
随着国际经济进入贸易摩擦高发阶段，国际农产品贸易环境越来越复杂，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特殊保障条款等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舆论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也呈上升之势；而发达国家对农业的高补贴、高保护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抑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业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宽松。
（一）国际农业贸易环境的复杂性
在WTO启动了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即多哈发展议程后，又经历了坎昆会议等阶段。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国家间利益的分歧，国际农业环境仍然相当复杂，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从关税壁垒问题体现的国际农业环境复杂性来看，乌拉圭回合谈判使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壁垒——关税壁垒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但一些国家农产品的关税仍然较高，发达国家关税升级现象也成为中国在农业补贴面临国际贸易环境时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发达国家对农产品加工产品设置较高的关税保护，使其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际成本时仍能继续维持生产，人为地增加了发达国家国内加工品的附加值。发达国家的关税升级，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会增加农产品加工品的出口难度，而且还有可能影响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品出口的垂直多样化。因此，目前的国际农业环境现状存在着复杂性，对农业提供巨额补贴仍然是目前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欧盟等将过去属于“黄箱”政策的补贴措施转化为“绿箱”支持措施，由此会继续刺激农产品生产，增加出口。乌拉圭回合谈判实际上给发达国家预留了巨大的农业补贴空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仍然会产生较大的扭曲作用。
从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农产品实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看，主要体现在严格的检验、检疫、认证、标准手段和措施上，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况：（1）食品安全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法规。发达国家都制定了完整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这些法律既规范着国内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同时也将不符合标准的国外农产品挡在了国门之外。（2）质量标准食品标签和包装要求。（3）环境保护和动物福利要求。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规，对进口农产品形成了通常所说的“绿色壁垒”。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和标签要求、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4）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安全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这一直是国际争论的焦点。
从反倾销、“特保条款”和新型贸易壁垒方面体现的国际农业贸易环境复杂性来看，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从1979年中国出口的糖在欧盟被反倾销调查起，截止到2003年，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近500余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超过15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农产品出口也面临过“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简称“特保条款”）的不利影响。“特保条款”有可能成为今后10年内中国具有竞争力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壁垒之一。
因此，中国农业在目前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只有不断颁布新的技术法规，扩大管制范围；对农产品增加检测项目，提高标准水平；实行严格的食品标签制度；实行更加严格、复杂的合格评定程序和质量认证制度；实行“绿色包装”制度；对出口企业采取注册备案制度及其他登记管理制度等，才能更好的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的复杂性特点。
（二）国际农业补贴形式的多样性
各个国家农业补贴方式多样，各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手段在具体操作上的不同，也就形成不同方式的政策工具。各国往往需在可以达到相同农业政策目标的各种方式的政策工具中，选用那些在既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成本最小的方式，所以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第一，补贴方式的多样性。发展中国家农业补贴的基本特点是，综合补贴率低，补贴政策目标冲突、手段复杂；政府向农业索取的剩余，超过用投入品等给与农民的补贴，农业产出和经济增长受到压抑；大量的投资品补贴促进了增产，但也带来财政压力、分配不公、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严重后果。近年来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农业补贴的绿色化，并逐步取消产生农业负补贴的政策措施。而当前，中国农业补贴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补贴政策，客观上偏重于增加国内农产品自给而忽视农民增收和资源有效利用。各国特别是各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本国农业都实行了高水平的农业保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律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际农产品贸易。
第二，补贴因素的多样性。发达国家对农业进行保护，实行农业补贴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发达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生产，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逐渐下降，农业就业人口也逐渐减少。而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农业生产力较落后、经济效益低下，农业就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如果对所有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者实施农业补贴，国家将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何况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不高，经济实力较弱。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推动。
第三，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国外农业补贴法律制度存在特殊性不但有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还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原因。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缓慢，广大农民利益集团严重缺失，农民在国家政治社会中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因而国家的农业经济政策并不能很好地体现农民利益，农业补贴政策迟迟得不到国家政府的重视。由于文化的差异性，给各个国家带来的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以及完善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制度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为此，应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管理制度，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四，法制存在的多样性。在欧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和实现政策目标的措施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而不是政府发布政令。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相关法规对补贴政策目标、预算安排、政府执行机构的职责范围甚至是政策的实施期限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对这些法规进行适时修改和完善，保证了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稳定性、公开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目前中国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农业基本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没有对农业补贴做出详细规定，而往往是以政策和计划的形式来实施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力度、补贴资金的使用、补贴责任主体的明确等各方面存在漏洞，农业补贴措施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
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理论逻辑
通过对农业补贴的历史及国际环境的考察可知，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农业补贴的立法，忽视了农业的重要基础性地位、多功能性和弱质性，忽视了对农民利益、农民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导致了农业补贴立法在先天上的不合理性。中国农业必须积极应对国际农业环境，将国内支持政策和边境保护手段相结合，有效抵御国外农产品的冲击，促进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农业补贴立法中要以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为中心，以保护农民利益视为农业补贴的核心理念。
（一）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历史发展
生存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思想萌芽早在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②]生存权首次明确列入法律规范，受到宪法明文保障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1919年）。近年来，生存权这一概念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频繁使用，用来表示国家和民族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在经济上先进、政治上民主和文化上多元的西方国家和民族）一道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权利。1991年，我国发表 《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其中就认为 “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于国际上争取和维护人权的斗争中，这一权利受到特殊重视，被视为他们需要努力争取实现的首要人权。塞内加尔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委员凯巴•姆巴耶于1970年正式提出，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因为人类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④]发展中国家很快就将发展权的权利主体演绎为集体（国家），认为发展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延伸，是发展中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下谋求生存与发展，自主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的权利。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越来越理性地从人类发展与实现人权这两者的结合上来认识发展权。基于发展权利宣言之“发展是一个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发展过程，其目的是要实现全人类与所有个人的福祉”，发展权被诠释为（选择）发展方式的权利或（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人权途径的发展。
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基本的人权。这一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现阶段中国人民生存权的充分实现，不仅在于温饱问题的解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在于对公民生存权的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实现国家发展权的具体体现。随着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民将会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且还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人权，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进程。
（二）农业补贴中不同主体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
农业补贴参与者主要有农户、加工企业、中介组织、营销企业、科技机构和政府。各参与者扮演着不同角色，产生不同的效应并创造着各自的利益。正确认识各不同角色在农业补贴中的定位和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差异性需要，才能发挥其自身优势功能，创造最大效益。
1．农民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现时的中国，农民的生存权具有两大特点：生存权的弱者身份性与生存权的脆弱性。显然，农民作为人而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保障人之生存而需要享有的权利。对农民生存权的保障需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使农民能够“像人那样生存”；只有实现了农民的生存权，并且是像人一样的生存，才谈得上“人格和尊严”这一许多人权学说或宣言所追求的目标。农业补贴的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积极作为，凸显对农民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以保证其有尊严的、体面的人类基本生活，进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同时，“人的尊严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人要使自己及其家庭获得作为人应有的生活水平的能力。只有借助发展，人的食物权、衣着权、庇护权、医疗权、就业权和教育权才能得到充分实现。”[⑤]人是发展进程的主体，发展政策应尽量使每个人成为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造就一批“边缘人”和“牺牲品”。具体到农民发展权中，就是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至于恶化；农民作为社会中的平等人格不至于被贬低和否定；农民作为追求自由的私人性和参与公民政治生活的公共性不至于被束缚和扼杀。在现时社会，农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增强在实践活动中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才能适应日益发展着的社会对人的整体素质和能力的越来越高的客观要求。[⑥]
2．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国家的典型代表机构是政府，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集中表现为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把生存权与发展权解释成一种集体的权利，这种集体的权利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并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权利。集体权利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得以充分实现的先决条件和必要保障。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国家主权，无法自主决定其国家事务和自由谋求其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个人权利也就得不到保证。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集体人权的新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实践证明，西方人权观把个人权利同集体权利绝对对立起来，既不符合现实状况，也不利于发挥国家在维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⑦]
政府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与政府对个人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赋予在本质上和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并不是仅仅让个人获得对抗国家的权利。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性质，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与国家和政府过不去，是为了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挑起冲突，引起骚乱。正相反，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对抗国家为前提，不仅仅要求国家合作，而同时也要求积极配合国家或政府。在个人与国家完全对立的地方，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实现的。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国家，而是赋予了国家更积极的道德使命，使得国家的目的、职能和手段更为合理、正当。
3．农业企业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企业生存权、发展权是企业根本利益。作为农业补贴制度主体之一的农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即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的行为主体和利益主体。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生存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利益是其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实质和核心。作为“经济人”，企业立足于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表明其直接动机并不在于关心和促进农民或其他利益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公司带农户，重要的是要靠利益纽带去带动，没有利益，就无法促成两者通过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上的“产业链”就无法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而相反，正因为因为利益的存在，既保护了农民利益又维护了企业利益，双方互惠互利、同舟共济，共同实现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4．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
在农业补贴制度中，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会逐渐增多，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和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要求下，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双重选择进行利益重构，从发展权利的原点出发，以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时空载体，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农民权益保护。农村社区对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需要主要是以农村社区生存的形式保障农民的生存权益的集体实现，以农村社区发展的形式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集体实现。农村社区生存权与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但它又区别于一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主客体时空载体融合而成，其表面上是社区所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利，实质上是社区成员所享有的现实生存、发展权利，是个体生存权、发展权在主客体融合的时空载体下实现的一种集体形式。
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主要从两个层面得以实现，其一是外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法律实现社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权利。其二是内部生存权、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内部民主治理形式，按照民有、民享、民管原则，实现社区成员的生存、发展权利。农村社区生存权、发展权的满足有一个自身固有的过程。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农民这一庞大的弱势群体，在满足基本生存权利后，在此基础上，应让农民真正平等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并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保障农民权益应从传统单纯的保障农民基本生存权向实现农民发展权转变，以促进农民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来促进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
（三）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和核心。“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⑧]享有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这样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不可否认，中国几十年农村一系列制度变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就主观感受而言，农民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总会倾向于关心自身利益的增加，一旦发现不平等、不合理就会产生消极情绪。无论物质生活水平被提得多高，也无法替代他们对社会平等的需要。马克思曾指出：“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⑨]而从客观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确存在大量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参与不平等、发展不平等的现象。因此，当前在社会经济结构深刻变迁、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开始涌现、中国的发展面临关键的临界点的情况下，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从制度着手，“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⑩]
而农业补贴制度正是迎合了这种特定历史的需要。农业补贴制度与实现不同主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性。首先，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有赖于农业补贴制度的完善和实施。农业补贴作为向内倾斜[11]农村公共财政，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维护上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农业补贴来改善农业、农村发展资源瓶颈，农业的稳步发展也就为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创造了现实基础，最终推动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故此，农业补贴的制度化是保障和完善农民生存与发展权益的最佳途径之一。其次，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是巩固和强化农业补贴制度的坚强后盾。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是一项综合人权，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还包括了社会、文化与政治的全面进程，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的实现提高了中国民主、法治化的水平，发挥了人民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从而为农业补贴制度的安排和设置提供了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