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建 成 受 贿 案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案 情]
被告人陈建成，男，1959年5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汉族，高中文化，原任永春县大荣林业检查站临时工，住永春县苏坑镇苏坑街36号。1984年8月16日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04年2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6日变更为取保候审。经法院决定于2004年7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建成在担任永春县大荣林业检查站临时工期间,于2000年1月至2002年11月，与同班人员林永强、张煊治、梁海都、张燕菲（均已判刑）及李志坚（已被不起诉），利用检查木材运输及处理违规运输车辆的职务便利，共同收受木材货主、运输者的送款后进行平分，为他人谋取不法利益。被告人陈建成参与收受货主、运输者的送款合计78310元，均分后被告人陈建成分得25970元。被告人陈建成于2004年2月9日归案，已退清赃款25970元。

[审 判]
永春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建成犯受贿罪，于2004年7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永春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0年1月至2002年11月间，被告人陈建成与同班人员林永强、张煊治、梁海都、张燕菲（均已判刑）及李志坚（已被不起诉）在担任永春县大荣林业检查站检查员期间，在值班检查木材运输及处理违规运输车辆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共同收受货主的送款合计78310元进行平分，被告人陈建成分得25970元，赃款现已全部退清。
被告人陈建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表示没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陈建成在共同受贿中处从属地位，起帮助作用，是从犯；其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就到派出所，有自首情节，且退清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建议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永春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陈建成在大荣林业检查站工作期间伙同其他值班人员，利用检查、处理木材违规运输的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法利益，共同收受木材货主、运输者的财物后进行平分，被告人陈建成受贿2597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陈建成虽是临时工，但其实际协助检查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属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陈建成在多次的共同受贿中，均积极参与，与同班人员作用相当，无主、从犯之分。案发后，被告人陈建成认罪态度较好，并退清了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同样的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提出被告人陈建成是从犯，并有自首情节，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的规定，作出刑事判决：被告人陈建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追缴其非法所得人民币25970元。
宣判后，被告人陈建成服判，没有提出上诉。

[评 析]
本案在审理中，存在如下五个问题：
1、被告人陈建成是否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问题
受贿罪是特殊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表面上看，被告人陈建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既没有执法证，又没有林业检查的专业知识，对于该份工作具有依附性，其行为仅是一种帮助行为，而非实施行为；实质上被告人陈建成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其虽然是临时工，但实际协助检查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规定，“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陈建成可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受贿罪的主体资格。
2、在共同受贿中，对被告人陈建成“个人受贿数额”的认定的问题
本案在认定犯罪数额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建成“个人受贿数额”应以其所参与的受贿数额认定。理由是，受贿罪的量刑适用法条是贪污罪的量刑法条——《刑法》第383条，《纪要》中对“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规定为参与的共同贪污总额，“个人受贿数额”也就是依此标准为所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对被告人陈建成“个人受贿数额”应以其实际分得赃款认定。理由是，《纪要》中，对共同贪污犯罪中“个人贪污数额”的认定作了明确规定，即应理解为个人所参与的数额，不能只按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数额来认定。”但对共同受贿案件的“个人受贿数额”则没有明确规定。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对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危害行为，不能用扩张和类推的方法定罪量刑。因此，对“个人受贿数额”只能按个人实际受贿所得数额来认定。
本案合议庭经合议后采纳后一种意见，即以被告人陈建成所参与的受贿数额认定其受贿25970元。
3、被告人陈建成是否属从犯
在法庭辩论阶段，辩护律师提出，被告人陈建成是临时工而非检查员，且其从没有保管和主持过分赃，是被动的受赃，可见其属从犯，依据《刑法》第27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院认为，木材货主、运输者直接送钱或少许人送烟给值班人员，作案期间各被告人每次受贿财物都是在三人当班结束后均分，在这些几十次重复行为的共同受贿中，各被告人均是积极参与、作用相当，不能区分主、从犯。本案被告人陈建成虽是临时工，但其职务与检查员相当，分赃时同其他人平均分配，所以也同样不存在主从之分。
4、本案被告人陈建成是否具备自首情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中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首。被告人陈建成虽在接到公安机关通知后就到派出所接受讯问并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及同案犯的罪行，但应当视为其是在罪行已被司法机关发觉后（其时原同案九被告人已被判刑），能认罪伏法，是属于认罪态度的问题，并非自首，故被告人陈建成不具备自首的情节。
5、被告人陈建成能否适用缓刑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建成受贿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原同案的九被告人均自首，本案的被告人陈建成没有自首情节，不宜适用缓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被告人陈建成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归案后已退清全部赃款，认罪态度较好，其受贿数额与原同案犯数额相当，原案九被告人均适用缓刑，与该案平衡，对其可适用缓刑。本院采纳后一种意见，同时，认为案发后被告人陈建成认罪态度较好，并退清了全部赃款，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


浅谈毛泽东领导思想中的方法论

崔建国(中共吉林省委党校)

领导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所采用的各种手段、方法和程序的总和。它在领导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领导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毛泽东领导思想的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特别重视领导方法。他从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过程中化为系统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一、 毛泽东提出实现领导任务必须解决领导方法问题
毛泽东在《中央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75页]他把科学的领导方法提到极其重要地位。毛泽东从一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活动就十分关注领导方法问题。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25页]这就指明了科学的领导方法是实现领导目标的关键环节。科学的领导方法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因素。如果方法不对，领导工作就得不到广大群众得拥护和支持，就不能朝着正确得方向推进，就会影响到领导工作成败。他把科学的领导方法提到极其重要得地位，他说：“制定正确的领导方法是领导工作党的必要内容。”[毛泽东著作选读第一卷125页]
二、 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得方法论原则和基本领导方法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领导思想的核心，是整个思想方法，领导方法的精髓。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这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71，759页]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含义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对客观事物做周密的调查研究，从中发现事物固有的规律性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就是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于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899页， 900页]
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领导方法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的阐明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和论证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觉得力量。群众路线是建立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在领导方法上的生动体现。
执行群众路线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二是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在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还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反映了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规律。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再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事物；总是先认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进一步认清事物的共同本质。然后，在以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为指导，继续的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各种具体事物，找出这些事物的特殊本质，补充丰富和发展人们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党的一般号召反映了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对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这种一般号召还要回到个别指导中去，在许多新的个别指导中总结出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号召和意见。这就表明；个别——一般——个别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所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过程也就是制定和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
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即，如何处理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关系的领导方法。它要求任何单位都必须有一个以该单位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他们是在群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们积极正派，团结一致，密切联系群众。通过他们在工作中调动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把上下两方面积极性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领导骨干的恰当地组织和引导，群众的积极性便不能持久，或许可能偏离正确的方向。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领导方法上具体运用。
三、毛泽东的领导思想方法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和实践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实践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化活动，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在毛泽东的领导思想中不仅注重理论学习更注重社会实践，注重国情的调查研究，注重向群众学习。毛泽东说：“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历史吧！”[《毛泽东选集》一卷110页]这是毛泽东自身实践的总结。毛泽东的科学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领导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就是说，它是解决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科学领导方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去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各自特点，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领导思想，领导我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同志在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终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特别是教训，于是有了《反对本本主义》，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要学，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领导实践，形成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是毛泽东领导思想理论的重要贡献。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大师。在他波澜壮阔的领袖生涯中，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领导艺术杰作。



参考文献
冯秋婷 《新编领导科学简明教程》2001年 中央党校出版社
张文正主编 《党的领导概论》1991年 中央党校出版社
潘国琪 毛泽东领导思想初探 1994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张延生 党的领导理论与实践研究 讲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