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党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
洪碧华
【内容摘要】为纪念中共成立90周年，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歌颂党的丰功伟绩，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永保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文章对党的四代中央领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进行探析，目的在于发扬优良传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民主法治思想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笔者对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治建设思想及治国方略进行探析。党的四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思想具有继承性和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毛泽东提出的“主权在民”到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充分说明了四代领导人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现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江泽民“依法治国”思想是对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人治”向“法治”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决择；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差，却走了20年历程，这是一次伟大的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邓小平的法制思想中虽然没有提到“法治”二字，却为江泽民的依法治国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四代领导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毛泽东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和胡锦涛让中国人民强起来了。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民主法制思想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问过毛主席：“共产党能否走出历代封建王朝兴衰的周期率？”毛泽东主席答说：我们是人民的政府，跟剥削阶级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不存在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以民为本、以民为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宗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家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国家各项事务。当时的民主法制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走过不少弯路，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法制初创阶段。主要靠政策、靠群众运动，而不是靠法律。毛泽东说过：“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二是法制停滞时期。法制得不到重视，立法司法工作处理停滞状态。三是“文革”十年。“砸烂公检法”成立保卫组，民主法制遭受破坏。这跟毛泽东晚年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只重视法制的政治职能，轻视法制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法制思想仅仅限制在对敌斗争、打击犯罪和巩固政权的狭小空间内。在领导方式上，没有摆脱传统的“人治”思想束缚，把法制仅仅当作法律制度，当作一种统治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
当然，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视法制建设的闪光点，主要体现在：（一）1912年，毛泽东写下《商鞅徙木立信论》，崇尚法家的变法思想。文中从“良法”论及法的作用，论及民众与法律的关系，强调立法执法要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二）1937年，红军干部黄克功因向陕北抗大学生刘茜逼婚不成，开枪打死刘茜，造成极坏的影响。毛泽东在给经办法官雷经天的回信中，主张依法惩处，“不杀黄克功，就不以教育党。”该案倡导边区司法的平等与正义精神，体现了人民司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被李公朴称赞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法律的好榜样。”（三）1953年，面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为了惩治腐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也是极力主张依法枪决。挥泪斩杀这两个贪污犯，整整教育了一代共产党人。此后几十年，贪污受贿几乎消声匿迹。（四）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毛泽东说：“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它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国家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对新中国的立法起了重大影响。在立宪过程中，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中外宪法书籍，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法律思想。如：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必须实行的”、“搞宪法是搞科学”、制定法律要总结历史经验。这部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
二、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思想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绘制宏伟的蓝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并逐步走上正轨。邓小平重视民主法制建设自有其主客观原因。主观上，邓小平几经浮沉，“文革”中受到冲击，深受无法无天的危害，深感依法办事的重要；客观上，我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需要法制来规范、保障、引导和制约。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科技等方面，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行“两手抓”，即“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1978年，邓小平讲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又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观点。还精辟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下，1982年宪法作出庄严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
2、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严打”和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同时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法制进行论述，极大地指导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向前发展，为我国实行法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概括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法制思想，尤其是1958年董必武同志提出的“依法办事”思想，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个字。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关键，执法必严是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保障。他认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所以要强调反对封建特权思想，这对于在封建残余影响至深的中国搞法治，是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此外，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法制建设要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要用法律措施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制止动乱；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决定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发展民主应立足于制度建设，要通过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死刑不能废除”；把“一国两制”的构想法律化。
三、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把实行法治作为我党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重要目标。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此后，依法治国被载入党章和宪法。
江泽民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六大方面：
1、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法理学的理论创新、法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科学范式。
2、提出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把法治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
3、进一步阐明了党与法治的关系，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依法执政。我们执政党队伍庞大，若不从严治党，6800万党员确实难于管好。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认真贯彻治国方略，在继续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不断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诚信教育，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一起抓。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4、与时俱进，既讲政治又讲法治。强调“只有讲政治，才能……把国家的法律法规，贯彻到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中去，防止和排除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的干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5、完成了从“法制”向“法治”的过渡，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全面揭示了依法治国的本质，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容，强调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6、提出并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属于政治文明，以德治国属于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关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历史上有过“无为而治”、“人治”、“法治”、“德治”等。强调德治，能够使人们树立道德风尚，净化社会风气。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很难想象，在一个道德堕落的社会里能建成真正的法治国家，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必将导致专制。封建社会曾提出“明德慎刑”和“德主刑辅”；现阶段应该实行“法德并举”，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首先，法治是实施德治的重要保障，凡是法律所禁止的必然是道德所谴责的，凡是法律所允许的必然是道德所赞成的。道德原则可以上升为法律规范，如合同法中“自由、平等、诚实原则”，婚姻法中夫妻忠实的义务。法律体现社会公德，严格依法办事必然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其次，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律若失去道德基础，就会蜕变成为立法者的任意专横。德治为法治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违法犯罪分子大都是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此，必须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公民道德水平，使法治的实施有个可靠的思想保证。
四、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
社会在向前发展，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民主法治建设领域出现一些新概念。如：政治文明、依法执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谐司法及私有财产权。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形成了人本法律观、和谐法治观、依法执政观、法治理念观等。
（一）人本法律观
2002年，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上指出：实行依法治国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二）和谐法治观
200 5年2月，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胡锦涛同志把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民主法治位居构建和谐社会特征之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其他六大特征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其中，民主法治居首，影响、保障着其他特征的发展。和谐社会首先是个民主法治社会，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体现，是和谐社会的制度之本。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依法行使民主权力，为社会提供力量之源，使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国泰于法正，民安于律清。只有用法律手段治国理政，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人人严格依法办事，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保障，社会才能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像红线一样，把和谐社会其他特征都串了起来。当然，法律不是万能的，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法治以特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强制性，发挥着规范、保护、惩处、引导等方面的功能，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法治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减少社会震动的“减震器”。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和为贵，构建大调解格局。
　2005年9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会见世界法律大会代表时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相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三） 依法执政观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定》郑重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党在总结执政经验和法治建设经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作出的一个战略性论断。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四）法治理念观
2005年11月，胡锦涛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同年12月5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法委向全体政法干警部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这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从根本上解决政法机关权从何来、为谁掌权、为谁执法、如何执法等重大问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继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问题，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07年10月15日，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2007年12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2007年底，党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三个至上”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以法治保障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全面的把握。
2008年，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胡锦涛提出:要坚持民主法治、以人为本、求真务实、清政廉洁，干干净净为国家和人民工作。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锻造法治的内在品质，实在比盖大楼、造法条重要得多。建设法治国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发达国家法治发展的经验表面，从制定较为完备的立法到全社会形成法治的习惯和传统，一般要经过50到100年的努力。还有一种说法，即在一个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实行50年以后，法治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总之，新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凝聚着四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和不懈探索实践的心血。其间虽有曲折和坎坷，但最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地位和法律权威得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新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努力，坚持“三个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本案婚前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

　　　　　　　　　　　　　　　　　　　　黄登雄


案情：
原告李甲、李乙之父李某再婚前有个人财产房屋一套，因欲与被告赵某欲再婚共结连理，为妥善处理婚前婚后财产，于1998年3月，李某与赵某签订了《婚前协议》一份。该协议由李某亲笔书写，李某、赵某共同于落款处签名，约定内容如下：
　　（1）我所欠的伍万元债务由赵某拿出婚前财产5万元给我赔偿，我婚前的私有住宅×巷×幢×号从协议之日起属于赵某个人的婚前财产，任何人无权干涉。
　　（2）今后装修房子的费用与购买家俱资金，均由赵某个人承担。
　　（3）我与赵某婚后创下的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无论哪一方因故，均由健在一方继承，继子女无权干涉。如继子女不孝敬、赡养在世的继父母，就取消其继承权，由健在的老人自由处置、变卖作为生活费用。
　　　　　　　　　　　　　　　　　　　　　　　　　　　　　　立协议人：李某　赵某
　　　　　　　　　　　　　　　　　　　　　　　　　　　　　　　　1998年3月×日
　　
　　签订《婚前协议》的当日，李某向赵某出具“收条”一张，内容如下：今收到赵某给我币伍万元正（作为我婚前清还所欠债务）。落款为：收款人李某。
　　后双方于1998年10月办理结婚登记，婚后共同在该房屋内居住，但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直至2005年5月经县房管所登记变更为李某与赵某共有，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和两本“房屋共有权证”，共有人为李某、赵某。另2000年土地部门颁发了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李某。2005年12月，李某因交通事故死亡。
　　李某死亡后，李某之子原告李甲、李乙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两原告对父亲的遗产房屋一套拥有继承权，并对该房屋按法定继承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割。被告赵某则认为，在双方签订《婚前协议》并按约付给李某伍万元后，房屋就已归其所有，变更房产证为共有系被继承人李某的私自行为，若不能和解，两原告应清偿其父向赵某婚前所借的伍万元债务后，再分割房产。
　　被告赵某向法庭提交了《婚前协议》及《收条》系李某亲笔书写的司法鉴定书，原告对此予以认可，但赵某未能向法庭证明变更房产证系李某的单独行为。庭审中，原、被告均同意房屋的价值按6万元计算。

问题：
　　1、《婚前协议》关于李某婚前个人财产房屋一套的归属是买卖合同，还是赠与合同？2005年5月变更　　　　房产证为李某与赵某共有的行为应如何认定？该争议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争议房屋属于何种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在遗嘱处分财产范围内？
　　3、《婚前协议》关于遗嘱部分的内容是否有效？应按遗嘱继承还是按法定继承？

争论：
　　一、对《婚前协议》关于李某婚前个人财产房屋一套的归属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协议第一条关于房屋的归属应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在赵某按约定拿了伍万元钱给李某，并且住进该房屋后，该房屋就已归其所有，该争议房屋应当是赵某的个人财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孤立地来看《婚前协议》的第一条，应当将第一条与第二条结合来看，两条构成了一份典型的附义务的房屋赠与协议，其内容为：李某将其婚前财产一套房屋赠与赵某，所附义务是赵某拿出婚前财产5万元给李某用于处理债务，并且房屋供两人结婚居住，显然这是典型的附目的、附义务赠与合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对价特征；《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以上两条规定体现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须经登记才发生转移，房屋的赠与必须经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后才完成，仅仅签订赠与协议并履行了所附义务，只是在协议双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房屋的所有权并未转移，所有权仍属于李某。至2005年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时，李某与赵某未按赠与协议的约定将房屋产权完全变更到赵某名下，而是变更为李某与赵某共有，并经房管所颁发了房产证和共有权证，双方的行为属于合同变更法律关系，应当看作是所附义务已履行后，双方以实际行为对原赠与协议进行了变更，变更为李某将其婚前财产房屋的一半赠与赵某，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该变更行为是双方当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变更行为合法有效。没有证据证实该房产证变更手续系李某私自办理，而且变更后的房产证就由被告保管，被告称其不知道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或许认为所附义务过重，但赠与本身不以对价为条件，只要双方自愿，所附义务较重也是合法的。因此，在双方签订赠与协议、以实际行为变更赠与协议并办理了房产共有权证等一系列过程后，该套房屋的所有权属于李某与赵某共有，而不是李某或者赵某的个人财产。如果认为该协议是买卖协议而非赠与协议，双方将房产变更为共有的行为也应当看作是双方以实际行为对原买卖合同进行了变更，赵某购买李某婚前个人房屋一半的产权，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解释为买卖协议很不合逻辑。因此，不管该协议被认定为赠与协议或者是买卖合同，最终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后，该房屋均属于李某与赵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二、对于该争议房屋属于何种夫妻共同财产及如何继承，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争议房屋即使不属于赵某的婚前个人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按照该协议第3条的约定，也应当属于遗嘱处分的财产，由赵某按遗嘱继承，李甲、李乙无权继承。
第二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取得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包括夫妻双方劳动所得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财产，除约定归一方所有之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种情况为夫妻以协议方式将婚前个人财产约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被告与被继承人李某之《婚前协议》中关于“婚后创下的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的约定，即属于第一种情况，约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全部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创下”即从无到有，从没有财产所有权到取得财产所有权。该约定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房屋在双方再婚前李某即已拥有所有权，显然不属于“婚后创下的财产”，而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双方将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本案争议房产不属于遗嘱处分涉及的财产。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三、关于《婚前协议》第3条中遗嘱内容的效力，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协议是李某亲笔书写，李某、赵某亲笔签名，遗嘱内容是李某、赵某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遗嘱内容应为有效，李某、赵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应按遗嘱继承办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继承法》采遗嘱形式法定主义，《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范，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遗嘱的形式。《继承法》第十七条只规定了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五种形式的遗嘱，协议遗嘱并未被继承法确认。遗嘱须体现立遗嘱人设立遗嘱的绝对自由性，遗嘱内容须为立遗嘱人自由、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当受到任何人的约束、引诱或胁迫。本案中《婚前协议》的遗嘱内容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名称为“婚前协议”，属于婚前协议的附属部分，署名为具有利害关系的两人名字，其内容体现的是欲建立夫妻关系的两人对婚前、婚后财产协商结果的意思表示，而不是李某个人对自己财产在死亡后进行处分的自由的意思表示。因此，该遗嘱条款不符合我国的继承法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规定，应为无效。该房屋作为李某与赵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某死亡后，属于李某遗产部分应按法定继承办理，二原告对该房屋拥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即使认定该遗嘱条款有效，该遗嘱明确将遗嘱继承的遗产范围限定为“婚后创下的财产”，也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而本案争议房屋属于将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不属于“婚后创下的财产　因此，该共有房屋也不在遗嘱处分的范围内，属于《继承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的遗嘱未处分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李某在与赵某结婚之前即1998年3月约定将属于李某婚前的个人房屋附条件地归属赵某，但却于2005年将此房屋变更登记为李某与赵某共有。因约定在前，变更登记在后，故应将变更登记行为视为当初的“婚前协议”双方以变更登记的方式对原“婚前协议”的变更，因此该房屋的所有人应为李某与赵某。赵某支付李某的5万元系“婚前协议”所附之条件，此条件已附房屋的产权变更而变更，且赵某已随房屋的变更登记由争议房屋的无产权人成为了共有人之一，故被告主张的此款不应视为李某所欠之债务。李某与赵某所签婚前协议中，约定婚后所创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因故，由健在一方继承的内容有遗嘱的性质，但结合该协议前后内容看，该房屋在协议之前已存在，不属于协议双方婚后所创财产之列，故原、被告现争议的房屋中属于李某的部份应法定继承进行继承，而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是被继承人李某的配偶、子女、父母。本案被继承人李某的法定继承人因父母已不世，故本案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配偶赵某、子女李甲、李乙。
　　因双方争议的房屋属于被继承人李某与被告赵某共有，应将属于赵某的一半分出为赵某所有后，余下的一半才属于李某的遗产。为了便于房屋的居住管理，所以应折价分割，其房屋的价值，庭审中双方均同意以6万元计算，故本院以双方认可的价值进行处理。考虑被告赵某与被继承人李某长期共同生活，故适当多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9条、第10条、第13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2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县×镇×巷×号×幢×号房屋归被告赵某所有、继承；
　　二、由被告赵某补给原告李甲、李乙应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各9000元。